CAR-T 疗法的商业化成功掩盖了一个尴尬的事实：大约 1% 到 13% 的制备批次达不到目标剂量。细胞扩增不顺利、患者自身 T 细胞质量太差、质控不通过，随便一个环节出问题，这批价值数十万美元的产品就可能变成了"不合规批次"（OOS）。

药企通常的做法是重新制备。但晚期淋巴瘤患者不一定等得起。

那如果低剂量也能有效呢？这不是假设。HD-CAR-1 试验中就有 6 个患者，用了不到常规剂量十分之一的 CAR-T 细胞，照样获得了持久缓解。为什么他们行，另外 12 个用同样低剂量的患者却不行？海德堡大学医院的 Simon Haas 和 Michael Schmitt 团队把这个问题拆解到了单细胞层面，论文 7 月 29 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。

HD-CAR-1：一个提供答案的剂量爬坡试验

HD-CAR-1（NCT03676504）是海德堡大学发起的 I/II 期篮子试验，评估一款第三代 CD19 CAR-T（CD28 + 4-1BB 共刺激域）在复发/难治 B 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表现。本文报告的是其中 DLBCL、滤泡性淋巴瘤和套细胞淋巴瘤三个队列的数据，共 28 例患者。

CAR-T 输注剂量跨度很大：从每平方米体表面积 1×10⁶ 到 200×10⁶ 个细胞。研究者据此将患者分为三组：

低剂量组内部有一个关键差别：应答者和无应答者输注产品中的 CAR+ 细胞数量相当、体内扩增水平也相似。剂量本身没有区分度。差异一定在细胞质量上。

真正干活的是效应记忆细胞，不是总细胞数

团队用 36-plex 全光谱流式细胞术对 27 例输注产品做了深度表型分析，捕获了超过 1000 万个单细胞数据。结果很明确。

高剂量应答者的 CAR-T 产品主要富集初始和中央记忆 T 细胞。低剂量应答者的产品则完全不同：CD4 和 CD8 CAR-T 细胞中，效应和效应记忆样（effector/effector memory-like）状态显著富集。这些细胞共表达颗粒酶 B、穿孔素等功能分子，但又不是终末耗竭状态。

这套表型特征与高剂量应答者截然不同，但与"低剂量无应答者 vs 低剂量应答者"的对比高度重合。换句话说，它能区分的不只是剂量高低，是应答本身。

CD27⁻CD39⁻：一个简单但有效的生物标志物

在寻找可临床落地的标志物时，团队发现了一个组合：CD27 和 CD39 双阴性（CD27⁻CD39⁻）。

在体外共培养中，分选的 CD27⁻CD39⁻ CAR-T 细胞与 Nalm6 白血病细胞以 1:1 比例连续两轮 72 小时共培养后，展现出压倒性的杀伤优势。它们扩增迅速、高表达细胞毒性分子，但持续培养后增殖能力下降，这说明是一群"打一波就跑"的终末效应细胞，不具备长期自我更新能力。

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低剂量能用：如果输进去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即时杀伤力，总数量就不再是唯一决定因素。

更有说服力的是验证队列。团队在另一组 42 例患者（B-NHL 25 例 + 多发性骨髓瘤 17 例，包含二代 CD28 和 4-1BB CAR 以及 CD19 和 BCMA 两种靶点）中验证了 CD27⁻CD39⁻ 标志物与临床应答的关联。跨疾病、跨靶点、跨 CAR 设计，信号稳定。

制备之前的血液已经决定了结局

这项研究往前多走了一步：单采血（leukapheresis）在 CAR-T 制备之前，能不能预测最终产品质量？

能。低剂量应答者在单采前外周血中就表现出两个特征：T 细胞数量更高，髓系细胞比例更低。单细胞蛋白基因组学分析（112,442 个高质量细胞）进一步揭示，这些患者的髓系细胞呈 M1 样促炎极化状态，抗原呈递通路活跃。无应答者的髓系细胞则偏向调节性表型：补体调节因子 CD55 高表达，非经典单核细胞富集，整体处于免疫抑制模式。

随机森林分析确认：单采前髓系的抗原呈递能力和促炎信号强度，是预测最终 CAR-T 产品中功能细胞比例的最重要变量。团队还做了一个反向验证：用 IL-4、IL-10、IL-13 和 TGF-β 预处理健康供者 PBMC 诱导 M2 样极化，再走完 CAR-T 制备流程，结果产出的 CAR-T 细胞功能显著下降。

这意味着什么

这项研究的最大价值不在基础科学层面，在临床可操作性。

第一，CD27⁻CD39⁻ 是一个极简的质控标志物。不需要 36-plex 流式，两个抗体就能在输注前对产品做快速功能评估。对于那 1%–13% 的不合规批次，这个标志物可能帮临床医生决定"这批剂量虽低但细胞质量够好，用还是不用"。目前的做法是直接废弃或降级使用，缺乏数据支持的判断标准。

第二，单采前的血液组成可以指导制备策略。如果患者的髓系细胞整体偏抑制，或许可以在 CAR-T 生产过程中加入促炎因子（如 IFN-γ）来纠正微环境，或者干脆在单采前对患者做免疫调节预处理。

局限也要说清楚。28 例的发现队列规模有限，低剂量应答组只有 6 例。验证队列用的是回输后第 1–10 天的外周血替代输注产品本身（商业产品的监管限制），不是完全对等的比较。另外，CD27⁻CD39⁻ 细胞缺乏长期增殖能力，在需要持续免疫监视的疾病场景中可能不够——这是一个潜在短板。

Haas 和 Schmitt 团队做了 CAR-T 领域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功课：不是所有剂量不足都等于治疗失败。关键看输进去的是什么细胞，而不只是输了多少。

论文信息

• 标题: A distinct CAR-T cell phenotype mediates therapeutic response at limited doses
• 期刊: Nature Communications, Volume 17, Article 7589 (2026)
• 作者: Schayan Yousefian, Maria-Luisa Schubert, Anna Rita Minafra, Patrick Derigs, … Simon Haas, Michael Schmitt
• 机构: University Hospital Heidelberg (海德堡大学医院)
• PMID: 42527400
• DOI: 10.1038/s41467-026-76068-4
• 试验编号: NCT03676504 (HD-CAR-1)